客家方言与客家文化
【摘 要】客家方言是客家文化的载体，从客家方言出发，我们可以认识或解释某些客家文化现象、理解客家文化内涵。本文分别总结了从客家话的语言学特点、词语表达、熟语等角度所反映的客家文化某个方面的内蕴和特点，如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思想意识文化等。我们认为，从客家方言切入来认识客家文化这一研究方法是大有可为的，应当建立起客家方言与客家文化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研究与整理。
【关键词】客家方言 客家文化 历史 民俗 思想意识
客家作为汉民系的一个分支，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正如我们认识广府人、闽南人、江浙人一样，不是从血缘上、生理上加以区别，而是从语言、风俗习惯、认同感等方面加以辨别的。反过来，想要认识客家及客家文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切入，比如语言、风俗、民居、文物、人物、信仰、文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视域和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则有可能相同，也有可能完全不同，但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或解释某些文化现象。因此，若要对客家文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必须综合方方面面的成果来加以分析和判别。然而术业有专攻，本文仅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客家文化，认为从客家人所说的母语——客家方言（客家话）出发，可以了解到客家的历史、风俗民情、精神特质等。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民系）的文化，所以认识客家方言是认识客家文化的必经之径。
客家话不仅是客家人的日常交际用语，也是沟通彼此感情、进行身份辩识的工具。“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这说明客家人十分珍惜自己的语言，这不仅使得客家话从形成至今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包括读音和语言表达），也使得不同地方的客家人都基本上能畅通无阻地交流。同时，这也为我们从客家话作为切入点考察客家文化的内涵、解释客家文化现象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能。
一、考察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形成年代、演变过程等语言学特点，可以为了解客家民系的历史文化提供大量可靠的证据。
李如龙（1998）指出，通过考察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关系、客家方言的分片以及客家方言的底层成分，可以了解客家民系的一些历史文化事实。
1、从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关系看客家的历史和文化。
（1）客赣方言中多数点一致的重要语音特点反映了唐末至两宋期间，客家人和江西“老表”曾经长期共同生活了几百年时间。
（2）客赣方言在某些语音和词汇特点方面的显著区别说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客家人继宋末元初继续南下近千年来，由于和鄱阳湖地区的生活条件、社会环境的不同，与江西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这是因为南迁之后形成的客家，由于种种社会原因，顽强地保留自己固有的语言和文化，而江西中北部的赣语地区由于后来又有大量长江北岸的人入住，以及和官话地区的长期交往，在语言特点上反倒有更多的变异和掺杂。
2、从客家方言的分片看客家的历史和文化。
客家方言分为南北两片，北片是闽西、赣南、粤北；南片是粤东、港台、粤西以及湘、桂、川等地。从语音和词汇方面的南北片差异可以反映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北片各地，不论是闽西、赣南或粤北，客家人大批移居时，当地已经有早先来到的汉人，大体是罗香林所说的第二批南下的移民或零星入住的汉人。入住北片的客家人除了后来继续南下粤东粤中之外，就地和原住民、早期移民融合成了新地的主人了。这一带的人口组成成分相当复杂，因而无明显的客家意识，内部的凝聚力也不太强。相反，南片的客家人是宋元之后才大量移居的，在他们到达之前，粤北有早期南来的客家，粤中平原地区有相当密集的说粤语的汉人，当客家移民在粤北粤东山区站稳脚跟之后，人口增加和耕地短缺迫使他们向南边的平原地区扩展。这时，客家人和南边的粤语区的人以及东边的闽语区的人便有了争夺生存空间的矛盾。清代末叶跟着闽南人移垦台湾的客家人，在台湾也同样存在着和闽南人争夺空间的问题。这种主客之间、闽客之间的争斗，则造就了这些客家人刻苦耐劳、奋发图强、精诚团结、敢于抗争的客家精神，并促使他们强烈地固守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客家意识也最为强烈。
3、从客家方言的底层和渗透看客家的历史文化。
客家话里有南方原住民留下的语言“底层”，也有使用其他兄弟民族改用客家话的语言同化；客家话里也不乏从邻近方言借用的方言词。从这些方面可以反映这样一些历史事实：
（1）客家人进入闽西、赣南、粤东时，当地的原住民是畲族的先民。宋代，客家进入闽西、粤东后，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化，客家人与畲族都在融合过程中互动。
（2）最早定居在闽粤地区的是古“百越”族，他们是操现代壮侗语的各少数民族的祖先。客家进入闽、粤、赣地区时，还同百越族的后裔有过民族融合的过程。
（3）客家人和早先定居在闽粤的说闽方言、粤方言的人既有矛盾争夺的一面，也有更多的合作共处、通婚、通商的时候。
二、考察客家方言的词语表达，可以反映客家的民俗文化特色。
1、从客家话的亲属称谓词看客家的家族结构习俗。
客家亲属称谓语中，父系与母系泾谓分明，曾祖父叫公太，曾祖母叫婆太；祖父叫阿公、公爹或公公，祖母叫阿婆、娭姐或婆婆；外祖父叫姐公、外阿公或外公爹，外祖母叫姐婆、外阿婆或外娭姐；父亲叫阿爸、爷哩、爹哩或爷佬，母亲则叫阿姆、阿妈、娭哩、姆姆或姆娭。这其中的辈份与等级不可逾越。而从性别差异考察，则男子在家庭中显然处于中心地位。例如妻子在称呼丈夫亲属时，往往要降低辈份，随子女称呼对方，甚至出现老祖母降两级随孙儿、孙女称呼对方的怪现象。又者，在辈份与年龄不相称时，称呼以辈份为准，而不必顾及年龄。因此，有些六七十岁的老爷爷或老奶奶，遇到辈份比自己高的十来岁小孩，还要恪守礼节，按“叔公”或“姑婆”的身份称呼对方。
林寒生（2012）由此认为，当代客家仍承袭古代社会讲求血亲、重视辈分与年龄大小，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家族组织习俗。
2、从客家话的酒类词语看客家“酒”文化。
李林浩、陈苏方（2009）考察了客家话中的酒类词语，并探讨了其中蕴含的客家“酒”文化。
在客家地区，酒的种类众多，名称也多种多样：“米酒/白酒/烧酒”（以大米为原料酿造的酒）、“杂粮酒”（以玉米、高梁、木薯等所酿的酒）、“糯米酒”、“山稔酒”、“荔枝酒”、“梅子酒”、“蛇药酒”、“人参酒”。
用糯米酿造的糯米酒称为“黄酒”、“老酒”、或“水酒”。由于这种酒的酿造一般由客家妇女承担，因此被称为“客家娘酒”。娘酒的酿制过程为：将浸泡一夜后的糯米置饭甑（一种蒸酒的木桶，底部有缝）内蒸熟，变成“酒饭”，然后倒至簸箕上摊开，将“酒饼”又称“酒曲”、“白药”、“酒药”（一种发酵的酵母，主要成分是一种叫“酒饼草”的草药）研碎后洒在“酒饭”上，然后把“酒饭”放入陶瓷制的酒缸中，并在“酒饭”中央挖一口“井”，称为“酒井”，以便“出酒”，等到“酒饭”发酵时要兑一些高度白酒，称为“降（绛）酒”（“降”客家读音为“杠”，意为添加），发酵好以后，就要进行“逼酒”或“扒酒”，即榨取酒中之精华，这些精华，客家人称之为“酒娘”或是“娘酒”，有些地方也叫“蜜酒”，“酒娘”沉淀后的浑浊物叫“酒脚”或“酒汶”。然后再往酒糟里兑高度白酒，二次发酵后的酒叫“黄酒”、“水酒”或“陈糟酒”。此外，酿酒还有煟火这一环，客家人称为“炙酒”，指用陶瓷制的酒瓮盛酒，用谷糠、稻秆、锯屑末之类堆烧，直到酒沸腾。炙烤过的酒叫“老酒”，而没炙过的酒叫“生酒”、“子酒”、“酒子”或“娘酒子”。也有一些地区省了这一环节，所酿的酒则称为“放酱酒”。在重大节日，办喜事招待客人时餐桌上都要摆上自家酿的老酒。酒除了直接喝外，有时也可以被当作煮制肉食的液体，以酒当水煮制肉食，在客家地区叫“煞酒”、“涮酒”或“煮酒”。如用娘酒炒鸡，又名“娘酒鸡”、“鸡老酒”、“酒鸡”、“姜酒鸡”，是客家人滋补身体的美味佳品，也是客家妇女生小孩后的主要滋补食品之一；还有“酒酿蛋”、“米酒炒肉”、“酒煎蛋”等。
酒与客家节日密切相关，在除夕之夜合家团聚饮酒，称为“食年酒”，也叫“发始酒”和“吃春酒”；立春这天吃“交春酒”；在客家地区，元宵有“上花灯”和“迎灯”活动，所以在上一年生男孩的家庭要宴请亲朋好友，称为“添丁酒”、“摆丁酒”或“扛花子酒”；清明节这天，要将酒洒在坟前，还要去公祠“做清明”或请“清明酒”；在重阳这天登高，饮“菊花酒”；冬至这天家家酿“冬至酒”。
酒还与客家地区的婚丧喜庆等人生礼俗紧密联系。如婚礼那天，女方将黄酒和其它礼品装在一起，用扁担挑送，俗称“送酒担”，而男方这边要做“完婚酒”，晚上新郎、新娘要并坐床前饮“交杯酒”。如家里生了小孩，婆家要备公鸡一只、黄酒一壶、鞭炮一串，送往女方娘家报喜，俗称“报生酒”或“报姜酒”。娘家则反送鸡、蛋、酒等，俗称“送姜酒”。小孩满月时要做“满月酒”，满周岁（又叫“得周”、“对岁”）时要请“对岁酒”。寿宴头天一餐称为“暖寿酒”，寿宴当天的一餐被称为“贺寿酒”、“拜寿酒”或“祝寿酒”。学生入学或升学前的“入学酒”和“升学酒”以及毕业后的“毕业酒”；工匠拜师学徒要做的“拜师酒”和学成出师的“出师酒”，以及亲人外出远门的“送行酒”或“壮行酒”。
由此可以看出，“酒”尤其是客家娘酒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做月子”喝娘酒，以及生活中爱喝娘酒的习俗只在客家地区才有，这是由客家人生活在潮湿闷热的山区环境所决定的。“酒”不仅满足客家人的饮食生活需求，更是贯穿了重大节日、人生礼俗的各个环节，可以说是“无酒不成事”。但客家人饮酒却绝不嗜酒，在他们看来，“酒”只是用来表达他们热情好客、豪爽纯朴的情怀的载体。
3、从客家话中的吉祥语和禁忌语看客家人的思想意识。
林寒生（2012）通过考察客家话中的吉祥语和禁忌语，探讨了客家人所体现的思想意识。
在吉祥语中采用谐音修辞，往往可以表达人们对人生平安如意、幸福美好的祈求和愿望。如客家春节，俗间普遍吃橘子与芹菜，“橘、吉”谐音，“芹、勤”谐音，应寓含“吉利如意”和“勤劳终岁”之意；生子满月或满周岁及亲人团圆等等，农家多要包红汤圆，俗名“锡圆”，音谐“惜圆”，以此告知人们要“珍惜团圆”；设宴请客，多有鸡鸭鱼等，桌面筵席讲究其头部朝向首席主宾，暗含“彩头”之意；儿童入学，父母常取束葱茎别在子女胸前，“葱、聪”谐音，暗寓儿童“聪明好学”之意，等等。
民俗中的禁忌是特定区域民众出于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畏惧，从而产生的一种对个人言语或行为方面的自我约束或限制，语言中的禁忌语便是其中常见的一类。如买猪舌头，多改称买“猪利”或“买猪赚”，因“舌、蚀”谐音，怕买卖、做事“蚀本”（吃亏）；收到钱财，说“入银”，而不说“入财”，因“财、材”谐音，被被人误会为“入棺材”；乘船遇老板姓陈，不能叫“陈老板”，应改称“浮老板”，因“陈、沉”谐音，怕引起沉船；等等。
从以上吉祥语和禁忌语的使用，可以看出客家人普遍有着避祸趋吉和讲究体面的思想意识。这与他们居住在恶劣的山区环境、期盼过上幸福平安日子的强烈愿望有着密切的关系。
4、从客家话的茶类词语看客家的“茶”文化。
在客家地区，无论何方亲友来访，总是以先请人喝茶为礼；在传统节日中也有饮茶的习俗，甚至在婚丧喜庆中也需要茶。因此，茶在客家人的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温昌衍（2012）指出客家话中有众多的“茶”类词语，如“茶米”（加工了的茶叶）、“赤汤茶”（泛指红茶）、“青汤茶”（绿茶）、“老茶”（年代久远的茶叶）、“细茶”（精制的茶叶）、“粗茶”（粗制的质量差的茶）、“头缸茶”（春天摘的第一批茶叶）、“茶择砋”（挑剩的质量最差的茶叶）、“茶青”（新摘的鲜茶叶）。另外还有茶叶的专名，例如“英帅茶”、“清凉山茶”、“西岩茶”、“镬叾茶”、“黄坑茶”、“官田茶”、“天柱山茶”、“马图茶”等。甚至连着茶叶的小梗，都有专门的称呼“茶枝”。关于沏茶、斟茶、喝茶，叫法多种，例如，“煲茶”（煮开水冲茶）、“冲茶”（沏茶）、“泡茶”（沏茶）、“沏茶”（沏茶）、“斟茶”（倒茶）、“筛茶”（倒茶）、“呷茶”（喝茶）、“食茶”（喝茶）、“啉茶”（喝茶）。杯里喝剩的茶叫“茶迹”、“茶脚”，附在茶具上黄褐色物质叫“茶膏”，空腹喝茶导致头晕、呕吐叫“打茶醉”，这些都是对茶的深入认识。茶叶除了用来泡茶喝，还可以用来熬粥等，做成“擂茶”，包括“米茶”、“香料茶”，这也是客家茶文化的一个特色。
通过对比发现，广大三大民系（广府、潮汕、客家）都极爱饮茶，但客家人的“饮茶”比较普通，潮汕人的“饮茶”比较讲究，广府人的“饮茶”比较自由，但茶点丰富。广东人爱喝茶的习俗应当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易产茶叶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5、从客家话中众多与山区生活和稻子种植相关的词语看客家的文化特质。
温昌衍（2005）认为，客家话词语如“崠（山脊）”、“屋崠（屋脊）”、“骨咸（悬崖突出）”、“湖（小水坑、积水洼地）”等反映了客家山区地理特点是山多湖少。贬称、戏称乡下人为“山巴佬”、“山牯”、“山精”、“山精山怪”；很边远、很偏僻、很闭塞、很多山说成“係山”、“蛮山”，即“山”有形容词用法；对动物称哥，如“蛇哥”、“猴哥”，体现了与山区动物朝夕相处建立的和谐关系；“禾”类词语中有“畲禾”、“旱禾”，反映了客家稻子种植除了别地常见的水田种植，还有别地少见的旱田种植。还有一些词语反映出客家人由于常年与农作物打交道而对农作物及用它制作的器具有细微观察和独特的称说，如“精（谷物子实饱满，与‘冇’相对，如‘精谷’）”、“芋（音ia2）（芋头刺激皮肤）”、“秆扫（扫把）”等。其中“精”的“饱满的”一义应是从它的“纯正、完美、精华”义引申而来（《广韵·清韵》：“精，正也，善也，好也。”《字汇·米部》：“凡物之纯至者皆曰精”）。“芋”本为名词，因它对皮肤有刺激性，在今客家方言里产生了“（芋头）刺激（皮肤）”这一动词义，读音为古音，与《广韵》平声虞韵羽俱切有关。指扫把的“秆扫”，反映了早期的扫把是用“秆”即稻草做成的（现在多用竹枝、芦苇做成）。
客家话中的众多与山区生活和稻子种植相关的词语，体现了客家“山居稻作”的文化特质，造成这种文化特质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客家大本营地区的地理地形；二是客家先民的生活经历。并且正因为这种文化特质，形成了客家文化当中的一些独特的文化事象，如二次葬、女子天足、客家山歌、三山国王崇拜等。
三、考察客家熟语，可以认识到客家思想文化意识当中的两重性。
1、反映客家人强烈的崇正意识和宗族观念，也反映客家人的保守心态和陈旧意识。
李如龙（1998）分析了客家熟语中所反映的客家人性格中的两重性。客家人有强烈的崇正意识，民族和国家观念很强：“舍命才算真豪杰，爱国方成大丈夫”，“白手起家真志士，赤心报国是忠臣。”危难之中客家人可以一致对外，然而和平时期的宗族械斗也十分闻名，所谓“拳头向外打，手指向内弯”。客家人提倡务农为本、抑制工商，教人克勤克俭，又要安于贫困：“命长唔怕路远。”“情愿在外讨饭食，不愿在家掌灶炉”，正是这种精神使客家人赖于移垦以得到生存，靠着远走而得到发展。然而“致富不离土地，脱贫莫丢稻粮”、“无心种田，无米过年”、“街上买不当田里扒”、“做官钱，一阵烟；生意钱，取眼前；置业钱，万万年”，这些信条又分明把人们束缚在土地上。至于商业，在客家地区，“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是天经地义的道理。由于深信“欠字压人头，债字受人责”，贷款营商是不可想象的事。关于勤俭持家、知足常乐的谚语可谓层出不穷，举不胜举：“唔怕屋下穷，只怕出懒虫”、“勤人荒年有余粮，懒汉丰收饿肚肠”、“学勤三年，潦懒三日”、“有钱唔做家，无钱苦难捱”、“有食尽肚撑，无食食糠粄”、“唔食烂饭唔得饱，唔着补衫唔得老”、“多衣多寒，少衣自暖”……
这些俗谚至今还在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面是使客家地区没有弃农经商、没有挥霍奢侈；另一面也限制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着人们的消费，只知节流而不重开源。
2、体现客家人刻苦好学、崇文尚学的性格，也夹杂着客家人追求功利、求稳怕乱、个人奋斗的鄙陋教育思想。
古晓君（2007）通过考察客家熟语，认为客家传统教育思想中同样含有两重性。
传承了深厚的中原文化思想的客家人，骨子里还保留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于是，崇文尚学自然成为客家人走出贫困的通途和希望。“路唔走唔平，人唔学唔成”、“不识诗书，有目无珠”、“养子唔教如养虎，养女唔教如养猪”、“壮士穷途唔卖剑，秀才饿死唔卖书。”
然而，客家传统教育中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功利、求稳、个人化的狭隘思想。“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无老婆”、“想爱食肉就养猪，想有出息就读书”、“家唔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唔读书无文化，鸡毛上秤人看轻”，这种教育功利的思想不仅扭曲了教育的真义，也形成了客家凡事计较功利得失，从而产生排他倾向的狭隘习性。客家人稳健务实，最讲究的是“生须伯公——老神（‘神’谐‘成’）。但正是这种凡事求稳的教育思想造就了客家人患得患失、知足谨慎的性格特征：“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癫疯食狗肉——烂做烂来医”、“人无十足，卵无满尸豖。”另外，客家人历来以自强自立教育子孙，但这种过于看重自我，过于强烈的自我奋斗意识却导致客家人形成了封闭的“个人主义心理”：“出门无老大，各人包袱各人带”、“三斤半猫公——唔怕鼠（‘鼠’谐‘丑’）”、“黄牛过河——角顾角（‘角’谐‘各’）”、“丢荒赢过别人耕。”
四、小结
以上分别从客家话的语言学特点、词语表达、熟语等角度，考察和揭示了客家文化某个方面的内蕴和特点，如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思想意识文化等。应该说，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这已经是一种成熟的研究方法了，并且也已经取得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客家方言所能反映的客家文化的深度、广度和角度，却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挖掘与整理，本文所做的只是将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作了一些梳理，并认为客家方言与文化的研究课题还大有可为，希望借此文抛砖引玉，引起更多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建立起客家方言与客家文化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研究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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